摘要：明清时代的苏州，交纳赋税最多，负担最重，是全国最为突出的赋税钱粮重地；丝绸、棉布及加工业和书籍刻印等大宗商品生产极为发达，木器制造加工业独步全国，玉器雕琢、绣作、裱褙作、漆作、乐器、铜铁金银器加工业等极其精巧，是举世闻名的商品生产加工中心；大规模输出当地大宗商品，输入各种原材料，转输全国物资并平衡整合市场，是全国物资的流通转输中心；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布设密集，银钱流通量巨大，较早行用洋银，金融结算手段较为先进，吸纳周围城镇的资本，货币周转获利较快，是高度发达的银钱金融中心。从当时苏州的经济总量、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来看，其中心都市的地位远在另一工商城市杭州之上。

原载《史学集刊》2020年第3期。

明清时代，江南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此时的苏州既是江南的中心城市，也是全国的中心城市。在明初，诗人高启称颂苏州“财赋甲南州，词华并西京”，[1]赋税冠于全国，人文方驾两京。因苏州地位日益重要，万历三十一年(1603)统辖十八府州的应天巡抚衙署也正式迁到苏州。清代，全国所有府城包括都城均只有两个附郭县，而自雍正时起，唯有苏州辖有吴、长洲和元和三个附郭县，足见苏州的重要地位。

本文不说苏州是人文渊薮及其活动中心，也不说苏州引领潮流的前导地位，更不说苏州走在社会发展前列观念较为先进，单说苏州特别突出的重要经济地位。

一、最为突出的赋税钱粮重地

江南赋税自唐后期起即居有极为突出的地位，当时已有“漕吴而食”的说法。明清王朝，任土作贡，视地利征收赋税。嘉靖时，礼部尚书顾鼎臣说：“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钱粮渊薮，供需甲于天下。”[2]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嘉兴、湖州和杭州七府，是全国税粮最重之地，而税粮最重数量最多者，其实是苏州一府。根据万历《明会典》统计，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纳税土地8.5亿亩，税粮2944万余石，而苏州一府，田地985万亩，实征税粮281万余石，换言之，苏州以1%稍多一点的土地，提供了将近10%的税粮。全国每亩纳税0.035石，而苏州高达0.285石，苏州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以上。说苏州赋税甲天下，毫不为过。以后税粮比例和亩均税粮虽然都有所下降，但苏州独重于全国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

苏州等江南府县，不但交纳的赋税多，而且负担重，每年需要输送大量的漕粮和白粮。朝廷每年向产粮省份征收400万石漕粮，其中330万石以本色粮食交纳，70万石以折色交纳。苏州一府每年交纳漕粮697 000石，占全国漕粮总数的17.4%。漕粮中，江南苏、松、常、嘉、湖沿太湖五府，每年需交内库和内廷所需号称“天庭玉粒”的白粮21万余石。其中苏州一府交纳62 642石，包括白熟粳米37 400石、白熟糯米5650石和俸米19592石，占白粮总数将近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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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粮一石，以本色运到北京，耗米加上过江费、军丁承运费，以及征收运输途中的抑勒等各种附加费，往往数倍于正粮，明初人说，“有二三石纳一石者，有四五石纳一石者，有遇风波盗贼者”。[3]明末人说，白粮一石，“通正米为四石余，始当一石。则此二十余万，实为八十余万石矣”。[4]甚至更有人说，“几五石而致一石”。[5]清代乾隆时无锡人黄卬记载，地方官府“签殷实之户为粮长，主运事，大抵八石运米一石”。[6]即使以4石之力而运一石计算，苏州一府运送漕粮的实际费用，已将近300万石，负担之重极为惊人。

二、举世闻名的商品生产加工中心

苏州具有如此雄厚的赋税提供能力，并不全部建立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之上，而是根植于社会生产特别是商品生产制造能力的发达。

苏州为丝绸之府。自明代中期起，全国商品生产形成专业分工区域，产地与销地进一步脱节，民生衣着最为重要的棉布和丝绸两大生产基地，均集中在江南一隅。苏州、杭州和南京成为丝织生产最为发达的三大城市。丝织业成为明代苏州最为重要的手工行业，“苏杭之币”即丝绸是明代苏州最负盛名的特产商品，明后期已形成了较为先进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生产关系。清中期更“比户习织，不啻万家，工匠各有专能，计日受值”。[7]苏州的丝绸生产不独府城特别发达，而且属县吴江盛泽、黄溪一带也是“盛纺”的产地。明初号为“青草滩”的盛泽，其丝绸生产就是在府城苏州的带动下兴起于明中期。盛纺通常是先织后染的生货，织成后要运到染色水平最高的苏州城染色整理。邻府湖州的湖绉和嘉兴濮院镇等地所出名产濮绸，双林镇所出名产包头绢，通常都被载运到苏州炼染。鸦片战争后最大的丝市湖州南浔镇的色丝，也需要运到苏州加工染色，所谓“白丝缫就色鲜妍，卖与南浔贾客船。载去姑苏染朱碧，阿谁织作嫁衣穿”。[8]

苏州又是棉布加工基地。明清时代江南作为最大的棉布生产基地，棉花种植和棉布生产集中分布在松江一府，苏州府常熟、太仓、崇明等县，嘉兴府嘉善、平湖等县和常州府无锡、江阴、武进等县，苏州府城连同附郭三县其实并不出产棉布，西洋、中亚各国盛称的“南京布”其实并不产自南京。棉布织成后，需经踹密光洁、染色等整理工序，方能批发销售。明代，布匹踹染还分散在苏州府城、松江府城、枫泾、朱泾和朱家角等棉布生产大镇，清代康熙年间起，却转移集中到苏州城西阊门外上下塘。苏州地方志书谓：“苏布名称四方，习是业者阊门外上下塘居多，谓之‘字号’。自漂布、染布及看布、行布，各有其人。一字号常数十家赖以举火，惟富人乃能办此。”[9]这些棉布字号，是从事棉布收购、委托染踹加工和大宗批销布匹的商业资本主。康熙三十二年(1693)有76家，牌记81家，康熙四十年(1701)有69家，康熙五十四年(1701)有72家，康熙五十九年(1720)有43家，乾隆四年(1739)有45家。经营者绝大部分是徽州商人，通常经营十数年乃至数十年，个别长达数百年。棉布字号将收购来的白布发放到450余处踹布作坊踹实平整，委托染坊染色，然后投放市场。衡之每家字号加工布匹的平均能力，可知交易兴盛时每天15万匹的布匹，基本上全由苏州棉布字号加工。清代为人称颂的棉布业首富徽州布商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益美”字号始创于明代万历年间，兴盛时，每年销布百万匹，盈利银20万两，“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10]这个“益美”字号，道光初年领衔奏请官府减少棉布派办量，显然当时是江南第一号布商，[11]直到民国初年仍然存在。

苏州还是最负盛名的书籍刻印中心。明清时期，全国刻印书籍最为有名的是江南、北京和福建。三地之中，江南的苏州、南京、杭州、湖州以及无锡、常熟等地，地域广，刻书多，质量最佳。明后期，文献学家浙江兰溪人胡应麟说：“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最。……其直重，吴为最”，“凡刻，闽中十不当越中七，越中七不当吴中五，吴中五不当燕中三。(原注：此以地论，即吴、越、闽书之至燕者，非燕中刻也。)……吴装最善，他处无及焉。”[12]雍、乾时浙江山阴人金埴说，江南三地之书风行于世，然也有优劣，“吴门为上，西泠次之，白门为下”。[13]清中期吴江人袁栋说：“印板之盛，莫盛于今矣，吾苏特工。”[14]自明至清，时人一致认为，江南刻书先进发达，而实际也以苏州为中心，苏州所刻数量最夥，质量最优，装帧最为精良讲究。明末苏州刻书名满天下的就是常熟刻书家毛晋。毛晋博雅好古，家有藏书楼汲古阁，自万历中叶至崇祯年间，高薪延聘文士校勘，广招刻工，大规模、高质量刻印各类书籍，计其品类，多达600余种，其中主要是十三经十七史及各类子集道经释典。入清后，苏州一府的纸张加工和刻书作坊集中在府城。乾隆时，印纸作坊30多家，平均每坊24人，工匠总数多达800余人。这些纸坊染印各色纸张，有丹素、胭脂、洒南红金、高本巨红、梅本巨红、梅顶红、高本红笺金、洒本笺金、洒真本笺金、砂绿、玉版等色，分工细密。道光十七年(1837)，苏州府衙告示收缴淫书，具立议单的书坊多达65家，主要集中在阊门桃花坞及虎丘山门内，各种书籍都能梓刻。

苏州木器制造加工业独步全国。自明代起，苏州器具制作之精巧，绝对天下第一。时人一致认为，苏州的小木器及家具制造最为发达，式样最为古朴雅致。万历时浙江临海人王士性还说，即如木器制作一类，楚中与川中等地，“天生楠木……大者既备官家之采，其小者土商用以开板造船，载负至吴中则拆船板，吴中拆取以为他物料。力坚理腻，质轻性爽，不涩斧斤，最宜磨琢，故近日吴中器具皆用之，此名香楠”。[15]香楠在楚中和川中原产地只用来开板造船，而到了苏州人手里，则用以拆取以为其他物料，打造成各种器具，谋求更高的商品附加值。后来流行到全国的明式家具，实际上就是苏式家具。当时江南其他地方，原来很少用细木家具，但因受苏州影响，家具应用开始转向精细，用料更为讲究。嘉靖年间，上海谚称“小苏州”，[16]努力向苏州看齐。万历时松江人范濂说：“细木家伙，如书棹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棹。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17]苏州人崇尚的细木家具，用料考究，简洁流畅，不事雕饰，式样古朴，首先传到邻近的松江，而后风行全国。

苏州也是玉器雕琢基地。苏州的玉器雕琢历史悠久，到明后期大兴，大师辈出。周治、陆子冈等琢玉大师就诞生于嘉靖年间的苏州。他们高超的雕琢技艺，颇引时人的注目。江南文坛领袖太仓人王世贞说，吾吴中陆子冈之治玉，“比常价再倍，而其人至有与缙绅坐者”。[18]休宁人詹景凤论及当时的琢玉高手时说：“近日吴人陆子刚亦依稀唐手”。山阴人张岱更感慨，“吴中绝技，陆子冈之治玉”，“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但其良工苦心，亦技艺之能事”，[19]认为良工之治艺要入赏鉴家之法眼，不独在作品的技术含量本身，还在于其中蕴含的文化素养。因而明末宋应星认为：“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20]意思很清晰，作为京师，北京萃聚着来自西域的玉石，也集中了全国的良玉，但琢玉水平却以苏州最为工巧。入清以后，苏州的玉器雕琢更加发达，规模大，水准高，高手多。清前期，苏州玉工用碎玉镶嵌屏风挂屏插架等具，谓之“玉活计”，[21]颇为流行。苏州成为清前期全国首屈一指的琢玉中心，玉器制造业超过了人们最为推崇的宋代，但玉匠保持了晚明以来的风格，以纹饰细致流动为尚。

苏州作为全国最为重要的玉器加工中心，所需玉石主要源自新疆和阗、叶尔羌二处的老山玉，因而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廷统一新疆天山南北后，南疆玉石源源输入苏州。乾隆四十三年(1778)，发生了一起震动朝野的高朴走私玉石案。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令家人李福伙与在苏州经营绸缎玉器的山西商人张名远(又名张銮)合伙，将平时积取的140余块玉石长途走私贩运到苏州，发放给玉匠雕琢玉器，而后贩卖获利。到案发时，除了已发卖者外，搜出成造玉器100余件。张名远出售玉石，实得纹银12万余两。后来在江南地区，总共查抄出的玉石多达178 761斤。[22]苏州琢玉业的生产能力和玉工水平可见一斑。清中期新疆所产玉石除了供应京师外，其余主要是运往苏州制造各类玉器。

苏州玉器雕琢水平的高超，盛名闻于帝廷，乾隆帝一再吟诵。因为苏州玉器雕琢最为发达，工艺水平最为高超，苏州玉工也就不断承接清宫御用玉器的制作。承接宫廷玉活计，通常有两种做法，一是玉工由地方政府或苏州织造选择高手应召进宫；另一是宫廷下发玉料由苏州玉工在当地按要求雕琢。前者如乾隆三年(1738)，造办处官员奏：“奴才等伏思，新制册、宝奉为永远尊藏，字画款式必须雕刻工整，惟精练玉工方能胜任。若即在京募选匠人，恐刻手草率，不能合式。倘将册、宝送交苏州遴匠镌刻，似较迅速，但刻成之后照常交办事件赍送来京，殊于体制未协。相应请旨，敕下苏州织造全德，在苏州玉工内精选好手八人，即速送京，令其敬谨承办，俟镌刻全竣后仍令回苏，庶镌造不致需时，而办理益昭慎重。”[23]后者如咸丰元年(1851)，清廷两次下发苏州镌刻玉宝一分、玉册14匣，字数甚多，镌刻费工，苏州织造瑞长为如期完工，“不惜工价，添雇好手镌匠，昼夜盘赶”。[24]

除上述大宗商品生产和工艺品生产之外，明清时期的苏州，即如绣作、裱褙作、漆作、乐器、铜铁金银器加工业，以至眼镜、钟表制作等，“无不极其精巧”，“苏之巧甲于天下”。[25]苏州是江南乃至全国的重要基地，同时在很多方面为他处所不及。仅举眼镜为例，明后期从西洋引进后，清初苏州就成为眼镜制造中心。清初，吴江生员孙云球，精于测量、算指、几何之法，兼采西方和杭州等地制造之法，扩大眼镜种类，有老、少、花、远、近光之类，多达72种，并著《镜史》行世。各种眼镜，因人而需，“量人年岁、目力广隘，随目配镜，不爽毫发，人人若于有生以后天复赐之以双目也”。[26]孙制眼镜，其法传授给苏州人褚三山。后来，当地普遍制造，各处流行，稀罕之品转为普通之物，价格迅速下降。清前期，上万副、十数万副的苏州眼镜出口到日本，成为输日的重要商品。

总之，明清时代，苏州艺事之精，不但独步江南，并且领先全国，同时其风未艾，能工巧匠传承不绝。明中期苏州人王锜感慨道：“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27]清初吴伟业《望江南》词谓：“江南好，巧技棘为猴。髹漆湘筠香垫几，戗金螺钿酒承舟，钅及镂匠心搜。”[28]康熙《苏州府志》自诩：“吴人多巧，书画琴棋之类曰‘艺’，医卜星相之类曰‘术’，梓匠轮舆之类曰‘技’，三者不同，其巧一也。技至此乎，进乎道矣。”[29]乾隆《元和县志》也标榜：“吴中男子多工艺事，各有专家，虽寻常器物，出其手制，精工必倍于他所。女子善操作，织纫刺绣，工巧百出，他处效之者莫能及也。”[30]道光《苏州府志》记载：“百工技艺之巧，亦他处所不及。”[31]苏州工艺百业，鬼斧神工，出神入化，充满艺术韵味，迥非他地能够比肩。

三、全国物资的流通转输中心

明清时期，苏州居有极为便利的航运交通区位优势，奄有独居鳌头的商品生产能力，拥有深厚广阔的江南商品生产腹地，不但因其自身经济发展，需要将绸布、书籍、家具木器、工艺品等成品源源销往全国乃至外洋，同时还需要从全国各地输入大量的棉花、粮食、木材、纸张、染料等生产原材料和食糖、杂粮等副食品，并且衣履天下、辐辏海内，充当着中转输送全国尤其是南北物资的重要角色。苏州是全国最为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其工业制造地位已如前述，其商业流通功能稍为缕述如次。

明清时期的苏州，无论是明人王士性说的“苏、杭之币”，还是清人孔尚任说的五大都会之一，刘献廷说的“四聚”之一，刘大观说的运河沿线苏州、杭州和扬州三大城市，苏州“以市肆胜”；无论是当地人唐寅形容的“燕樯蜀柁水西东”“万方珍货街充集”，王穉登形容的“山委于市”，地方文献描绘的“枫桥之米豆，南濠之鱼盐、药材，东西汇之木簰，云委山积”，“珍奇怪伟、希世难得之宝，罔不毕集”的壮观景象，还是达官徐阶眼中的“辐凑天下水土百物”，孙嘉淦称颂的“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的盛况，那苏图说的“南货北行，北商南贩，最为衡衢”的要冲之地，其中心要旨都是在强调苏州发挥了转输全国商品物资的流通功能。

苏州的物资转输功能体现为，一是输出当地大宗商品，输入各种原材料。江南商品销往全国乃至海外各国，面广量大，蔚为壮观。例如棉布，盛时每年商品布近亿匹，以运河重镇临清和长江下游芜湖为中转地，销向华北、华中乃至中亚、俄国等地，明末至清前期更是通过广州销往西洋各国，盛称“南京布”。明后期，江南“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32]清中期，有人形容：“冀北巨商，挟资千亿，岱陇东西，海关内外，券驴市马，日夜奔驰，驱车冻河，泛舸长江，风餐水宿，达于苏常，标号监庄，非松不办，断垄坦途，旁郡相间。吾闻之苏贾矣，松之为郡，售布于秋，日十五万匹焉。”[33]兴盛时，光松江一府所出的棉布，每天就多达15万匹。

再如生丝和丝绸。江南生丝除了供当地生产之用，还销向福建以至海外，数量可观，丝绸更是畅销全国乃至海外。万历时杭州人张瀚称，“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绸币者，必走浙之东也”，[34]苏州是必经之地。乾隆时徐扬的一轴《盛世滋生图》，绘有丝绸店铺牌号十三四家，标出丝绸品种20余个，丝绸交易兴盛无比。如吴江盛泽镇，康熙时“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袂，如一都会”。[35]乾隆时则出现“薄海内外寒暑衣被之所需，与夫冠婚丧祭黼黻文章之所用，悉萃而取给于区区一镇。入市交易，日逾万金，人情趋利如鹜，摩肩侧颈，奔走恐后，一岁中率以为常”的壮观景象，[36]当地人视为“四海九州之绸帛皆来取资之”。[37]国内贸易如此，对外贸易中生丝和丝绸更是大宗商品。明后期起，江南生丝和丝绸销往世界各国，使得日本幕府在1715年制定正德《海舶互市新例》，以限制进口中国商品货物和出口的银铜数量。乾隆二十年(1755)，福建巡抚钟音奏报：“吕宋夷商供称广州货难采买，所带番银十五万圆要在内地置买绸缎等物，已择殷实铺户林广和、郑得林二人先领银五万圆带往苏、杭采办货物。”[38]乾隆二十四年(1759)，两广总督李侍尧奏报：“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买湖丝并绸缎等货，自二十万斤至三十二三万斤不等。其货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卖与各行商，转售外夷。”[39]长时期、大规模的生丝和丝绸向欧洲各国的出口，也导致后者屡屡采取贸易壁垒政策。

又如书籍，单是日本一国，在江户时代，江南梓刻的各类书籍，甚至连违禁的法律、地志等书，甫一上市，就能在日本市场上见到。18世纪中后期的燕行使者李德懋说：“近者江南之籍，辐凑于长崎，家家读书，人人操觚，夷风渐变。”[40]道光时，另一朝鲜人李尚迪评论道：“盖近来中国书籍，一脱梓手，云轮商舶。东都西京之间，人文蔚然，愈往而愈兴者，赖有此一路耳。”[41]江南丝绸、书籍等源源输入日本，深刻影响着日本社会，以至日本宽政十一年，即嘉庆四年(1799)，日人感慨道，国中右族达官子弟，“即一物之巧，寄赏吴舶；一事之奇，拟模清人”。[42]

江南商品生产如此发达，销路如此畅达，但棉花、纸张、木材、染料等原材料相对不足，需要从全国各地输入。如棉花，明后期每年要从华北地区输入北花，甚至从湖广地区输入襄花。山东、河南等植棉区，由于不善织布，形成所谓“北土广树艺而昧于织，南土精织纴而寡于艺”的生产分工，从而形成“棉则方舟而鬻诸南，布则方舟而鬻诸北”的商品花、布南北流通格局。[43]乾隆二年(1737)，河南巡抚尹会一仍说：“今棉花产于豫省，而商贾贩于江南。”[44]经由运河的南北布、棉对流格局依旧。又如木材，明代中期起，长江运输兴起，长江上游以至川楚云贵地区的木材、矿产等，通过荆州、九江、芜湖等关，顺流而下。川湖所产楠、松等木，既供宫殿营建之用，又供江南地区造船制器制作家具之用。[45]因此，明代“自江、淮以至京师，簰筏相接”。[46]苏州一枝独秀于全国的木器制造业，就是建立在从其他地区特别是长江上中游输入木材的基础之上。

江南商品生产发达，人多地少，产量有限，而工业用粮消耗巨大，明后期起，米粮不敷食用。因而在原来运河流通南布北棉格局不变的情形下，运河流通又增加了北方豆粮梨枣的南下，出现了江南绸布船和北方杂粮船的对流航运。而长江流通则在两淮食盐上溯之外，又增加了上中游与下游之间米粮与绸布的对流。诚如康熙时人所说：“苏数郡米不给，则资以食……故枫桥米艘日以百数，皆洞庭人也”，“上水则绸缎布匹，下水惟米而已”。[47]

二是转输全国物资发挥枢纽功能。全国的商品流通以最负盛名的工商城市苏州为转输中心，苏州居于枢纽地位，南北东西物货大流通大多经苏州中转。明代运河中，“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舳舻衔尾，日月无淹”。[48]清前期，华北、江北的豆麦、杂粮、梨枣、棉花等，南方的丝绸、棉布、木材、瓷器、书籍、铅铜币材等，也通过运河流通。山东、河南、安徽的豆、麦、棉花、豆饼、油、苎麻，山东的梨枣、烟叶、茧绸、腌货，河南的酒曲、棉花、钉铁、药材、碱矾、烟叶，江苏北部的酒曲、杂粮、腌腊制品，北方以至边境的皮张，新疆的玉石，也都通过运河大量南运，而江南的绸布、书籍、杂货、工艺品，仍然扬帆北上。吴建雍依据档案统计出，乾隆四十一年(1776)，经淮安北上的绸布船达376只，杂货船多达3896只，这是取道全国最大的物货通道运河的南北商品流通。东南沿海，明代嘉、万时人太仓人王世懋说：“凡福之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所仰给它省，独湖丝耳。红不逮京口，闽人货湖丝者，往往染翠红而归，织之。”[49]在海运大兴以前，福建的大部分商品，是通过此道输入江南，这是江南与福建之间以苏、杭为中心的商品流通。明后期，江南也需要部分上江之米。如安徽庐州出米，“吴楚间上下千里，皆资其利”。[50]来自长江上中游的上千万石米粮经由江南运河源源输往苏州和杭州，难以计数的竹木、板材依次流经江宁、镇江进入运河，通过无锡、苏州输往江南各地。毫无疑问，明清时期进入长江的物货，几乎全部是经运河南北分流输向各地。

三是转输物资到其他地区平衡整合市场。江南发达的棉布生产需要依赖外地棉花的输入，其实缺口之所以如此之大，不独在于当地所产本就不敷纺纱织布，还在于江南将大量优质棉输出到福建等地。吴伟业说，“隆、万中，闽商大至，州赖以饶”，“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51]乾隆早期，每年四五月南风时，刘河、川沙、吴淞、上海各口，闽粤糖船前往贸易，九十月间置买棉花回船。[52]或谓“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每晨至午，小东门外为市，乡农负担求售者，肩相磨，袂相接焉”。[53]道光《乍浦备志》卷六《关梁》专门提到“置办出口之装载布匹者闽广船”，说明广东、福建一直依赖江南输入花、布，并且几乎全是由闽商、粤商所经营。如此，则又形成福建蔗糖重载北上而江南棉花捆载南销的对流局面。

清前期，江南粮食缺口增大，需要从华北输入数百万石豆粮，从长江中下游输入上千万石米粮，既因苏州副食品和酿酒业发达，也因当地人食用价低籼米而出销自产粳米以取高价，更因南邻浙东和福建广大地区食粮缺乏，需要转输接济。雍正初年，福建人蔡世远说：“福建之米，原不足以供福建之食，虽丰年多资于江浙，亦犹江浙之米，原不足以供江浙之食，虽丰年必仰给于湖广。数十年来，大都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故岁虽频祲而米价不腾。”[54]由长江上游、中游输往下游的米粮，很大部分其实并非投放于苏州市场，而是继续前运转输到了浙东、福建地区。乾隆四年，浙江按察使郑禅宝奏：“浙省户口繁庶，所产之米不敷民食，闾阎亦鲜盖藏，全赖江、广客米接济。”[55]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明后期起，苏州的米市就特别发达，米粮交易特别忙络。城西南濠至枫桥，“郡中诸大家之仓廪，与客贩囤园栈房，陈陈相因，以百万计”。[56]枫桥的米豆，“云委山积”。康熙时，枫桥市米行林立，米牙活跃，专门从事长江沿线贸易的洞庭西山商人，为摆脱米业牙人的垄断，创设会馆，展开与牙人的米业竞争。

四、高度发达的银钱金融中心

苏州既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闻名于世，商品价值巨大，银钱流通既快又多，到鸦片战争前，巍然成为东南乃至全国最大的金融中心。

作为银钱兑换和调剂资金的信用机构，钱庄的布设在苏州极为密集。《山西会馆钱行众商捐款人姓名碑》载，自乾隆三十一年(1766)至四十一年间，定阳公利钱行众商按营业额抽取厘银，其名下分列了钱庄74家。在同年代的另一块捐厘碑中，又载录了名称完全不同的钱庄52家，以及捐银3697两的联义会众商。在《应垫捐输碑》中，又可见到与乾隆三十一年名称不同的20余家钱庄。苏州全城仅由山西商人经营的钱庄可能多达150家，或许是同时期钱庄数量最多的城市。《盛世滋生图》中就出现钱庄典当铺14家。清末，苏州大小钱庄仍有60余家。钱庄以外，山西商帮擅长经营发放印子钱的账局，在苏州也很有名。苏州人袁景澜记：“西客放债，利息五分，逐日抽价，小印戳记，名印子钱。”[57]

钱庄原来只从事银两和制钱的兑换，但迟至乾隆中期，江南地区的钱庄已突破经营范围，而兼营体现借贷活动的存放款业务。如在常熟地区，乾隆四十年(1775)时便已“广用钱票”。始用到广用有一个过程，结合上海钱票的使用，可以推知苏州等地始用钱票当在乾隆二十年前后。乾隆、嘉庆之际，钱铺用票之风盛行。常熟人郑光祖说：“我邑常、昭城市中钱铺用票，乾隆、嘉庆间此风大行。十千百千，祗以片纸书数即可通用，辗转相受，穷年不向本铺点取，日积而多，存贮盈万。……若乡镇店口多小本经营，福命甚薄，艳钱铺之射利，竞出百文钱小票通用，嘉庆十五六年此风最盛，颇为乡里害，而其败立见。”[58]此种钱票，显然是钱庄为扩大经营规模而减少营业成本采用的简便之法，自然为商业经营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也充满着随时倒闭等不确定性风险。

随着外国银圆(俗称洋钱)的广泛使用，钱庄的兑换业务也有所扩大。明末清初，西属美洲的银圆通过菲律宾的马尼拉大量流入中国，清代康熙年间开海后，到乾隆初年，闽、广遂有洋钱使用。据说江南“乾隆以前市肆间皆用银”，[59] 20年后“偶有洋钱，即俗所谓本洋者，尚不为交易用也，嗣后寝以盛行”，[60]或称至“四十年时，洋钱用至苏、杭”。[61]洋钱名称甚多，在中国最先通行的是西属墨西哥铸造的本洋，有双柱、佛头等名称，后来墨西哥独立后铸造的鹰洋，在江南市场上俗称英洋。洋钱是称量货币，以其形制划一，含银成色固定(每元重漕平银7钱2分，合库平银7钱3分)，以枚计算，携带结算方便，渐受欢迎。乾隆五十年(1785)后，只用佛头一种，比价也渐增，“苏城一切货物渐以洋钱定价矣”，[62]洋钱兑换中国银钱的比价也迅速上升。鸦片战争前后，洋钱大量输入，比价上升，中国纹银大量外流，银钱兑换频繁，钱庄业务量大增，作用更加重要。有些钱庄投机取巧，滥发庄票，买空卖空，大量发行超过准备金的庄票，成为无法兑现的死票。

典当铺，主要为小本经营者和贫苦民众提供生活便利，在苏州城乡分布众多。乾隆元年(1736)，经地方政府核定的苏州府属各县典铺，共为489户，其中吴县137户，长洲63户，元和73户，附郭三县共为290户，常熟35户，昭文44户，吴江63户，震泽36户，昆山15户，新阳6户。这既是苏州典铺最多的时期，较之近邻松江府的261户，多出将近百分之九十，也是东南地区典铺最多的城市。[63]典铺“衡子母之微利，实以通民须之缓急，原系便民，非厉民也”。[64]民间“凡遇钱粮急迫，一时无措，惟向典铺质银，下而肩挑负贩之徒，鳏寡孤独之辈，等钱一百、五十，以图糊口，取之最便”。[65]由于典铺的存在，民间在需用匮乏和青黄不接之时，将零星花布米麦之类质当，以解燃眉之急。在江浙丝、棉产区，典铺资本也常常起着借贷资本的作用，为贫民所必需。

江南的金融市场结算手段先进，较为典型的是会票的使用。早在明代嘉靖、隆庆年间，苏州、松江一带与北京之间银钱往来已开始使用会票，但似乎尚不普及。康熙初年，太仓人陆世仪说：“今人家多有移重赀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此即飞钱之遗意”，[66]其时苏州与北京之间以会票来完成款项拨兑已较为常见。可能成书于清初的《豆棚闲话》提到，徽商兴哥到了苏州，“不一月间，那一万两金钱，俱化作庄周蝴蝶。正要寻同业亲戚，写个会票，接来应手”。[67]徽商在苏州经营，采用会票借兑，会票可以作为信用凭证，在当地兑取现银。而且此类情形已经进入小说，可见已经相当流行。1982年，北京前门外打磨厂日成祥布店遗留下来的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到二十五年(1686)间的23张会票实物被发现，[68]从而可知清初不同地区的商人经常利用会票完成款项的拨兑以清算经济往来。乾隆四十三年发案的高朴私鬻玉石案，涉案商人通过会票汇兑银两的就有多起。会票的普遍使用，说明在专业汇兑银钱的票号出现之前，苏州与北京等地通过票据结算商业往来已相当常见。

山西票号自道光初年兴起后，苏州成为南方城市票号最为集中的地方，山西商帮控制了苏州的票号钱庄业务。光绪十年(1884)，时人回忆：“昔年票号皆荟萃苏垣，分号于沪者只有数家，资本无此时之巨，专以汇兑为交易，而不放‘长期’。军兴以来，藏富于官票，结交官场，是以存资日富”，[69]这说明太平天国以前，票号集中在苏州。

清代前中期苏州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还体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是苏州货币周转获利较快。道光二十四五年间，蔚泰厚京师分号致信苏州分号称：“按现下京、苏之利，虽则相似，唯京利不甚苏利快，且更换之间，迟压日期，全是算盘。”[70]这透露出当时北京、苏州之间货币流通量既大且速的信息。二是苏州以外的江南城镇，通常将现银解往苏州存贮流通。康熙开海直到乾隆末年，太仓刘河镇是东北大豆外销的最大市场，乾隆前期兴盛时，山东和江南省的豆船字号集中开设分号，留下具体名称的分别为31家和59家，加上未知具体名称的，总量可能有百家。这些字号南输的大豆及豆类商品，年交易量达上千万石，价值银上千万两。刘河镇因为豆货交易量巨大，现银结算繁难，字号与豆行业内定例，不再每日结算，或每笔结算，而是定为标期，每十天一标，逢六之日为标期，即每月的六日、十六日、二十六日送上标银清算即可。交易有了固定的标期，克服了“或拥货而无银，或有银而无货”的不便，可随时交易，交易豆行按期付银，购入豆货的内客也准期付银。镇上结算的豆业字号标银，并不存留在镇上，而是采用标银的形式随即解往苏州。所谓“俱以刘河为聚货之区，以苏城为聚财之地，逢期收银，皆解送于苏城”。这些“送标之船，每标动以廿万”，[71]银数相当可观。刘河与苏州之间相距一百多里，水路港汊，解送银两的船只风险很大，为确保驶往苏州城的标船的安全，豆船字号特别是标银量大的山东豆船字号，从布政司衙门申领了鸟枪、火药、兵器，又特意从山东老家聘请拳棒教师，专程押运。清前期苏州发达的金融市场，正是依赖包括刘河豆业字号在内的商品流通造就的。[72]这些事例透露出，苏州是清前期最大的金融市场和银钱结算中心。

自典铺到钱庄的布设，自会票到票号的信用形式和频繁使用，自铜钱、银两和洋银的兼行流通并自由兑换，苏州是最先行用洋银的江南城市，有着其时最为完善发达的金融市场。在上海的金融市场兴起之前，苏州长时期内是东南地区最大的金融中心。

余论：苏州经济中心地位在杭州之上

唐代以来，东南都会，一向苏杭并称。南宋定都杭州，杭州地位上升，但以苏州等地的经济实力为后盾。明清时代，苏州和杭州都是江南名城、运河重镇。明中期太仓人陆容说：“江南名郡，苏杭并称，然苏城及各县富家，多有亭馆花木之胜，今杭城无之，是杭俗之俭朴愈于苏也。”[73]是俭是奢，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发展程度的反映。弘治元年(1488)，朝鲜人崔溥说：“江南之中以苏、杭为第一州。”[74]嘉靖时上海人陆楫说：“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苏、杭之境为天下南北之要冲，四方辐辏，百货毕集。”[75]乾隆时苏州人沈德潜说，杭州自南宋建都以来，凡人民之众，财赋之充，城池井邑之壮，衣冠文物之华，以及商贾百货之交会，冠于他州，谈者将其与南京、苏州并称。[76]

苏杭并称，只是大体而论，而且重在文化地位，若是细分，若论经济地位，硬要定个高下，无疑苏州在前，杭州在后。康熙时刘献廷列举全国都会“四聚”之地，东部列了苏州，而杭州只是“分其势”而已。刘大观和李斗虽然认为苏州、杭州和扬州三个城市“不可轩轾”，但“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要论经济，苏州最具代表。这种看法，已是时人的一致看法。嘉、道之际的常熟人郑光祖说：“寺庙之盛莫过杭州，园庭之盛莫过扬州。”[77]嘉庆二年(1797)，朝鲜使者李德懋与苏州秀才笔谈，询问苏杭优劣，答称：“江山胜概，杭胜于苏，闾阎繁华，苏胜于杭。”[78]杭州湖光山色和庙宇之盛，最为突出，而若论经济总量和地位，苏州远在杭州之上。

这一点，在商品流通和商税征收上也能清晰反映出来。苏州西北30里的浒墅关和杭州北郊的北新关，既是运河南端的两个税关，也是运河全程七大税关中的两个重要税关，直接地反映了苏杭两城的经济情形。浒墅关“为南北往来要冲，舟航喧集，商贾骈至，课额甲于他省”。[79]北新关“尤为东南都会，联亘闽粤，表里江淮，称巨区焉”。[80]明代八大钞关税收及其比例显示，万历时期，苏州浒墅关和杭州北新关两关税收分别为白银4.5万两和4万两，天启年间两关分别为白银8.75万两和8万两，浒墅关均多于北新关。[81]入清后，浒墅关的地位更为重要。自雍正到乾隆前半期，浒墅关每年征税平均在银50万两左右，是运河沿线征税最多的榷关。嘉庆四年，朝廷再次确定榷关盈余银两数，浒墅关最多，达235 000两，北新关较少，为65 000两。[82]道光十一年(1831)，清廷再次厘定各关税收正额和盈余银：浒墅关仍然最多，为421151两，北新关第三，为188 054两，[83]后者不到前者的一半。

杭州的商品流通功能无法比肩苏州。因为苏州在运河沿线和东南地区具有强大无比的商品生产和转输功能，清代前期的商品流通，多以苏州为集散中心，通过苏州再转输江南广袤地区。乾隆初年浙江巡抚纳兰常安深为感慨地说：“近人以苏杭并称，为繁华之郡，而不知杭人不善营运，又僻在东隅，凡自四远贩运以至者，抵杭停泊，必卸而运苏，开封出售，转发于杭。即如嘉湖产丝，而纟由缎纱绫于苏大备，价颇不昂。若赴所出之地购之，价反增重，货且不美。”[84]清中期经由运河的商品，不在起点或终点杭州启封，而在苏州启封，而后分散江南各地，杭州的地位较之苏州相距甚远。不只外地商品，即便杭州等地所出大宗商品，也以苏州为集散地。杭世骏说，杭州饶蚕绩之利，各色绸缎销向全国，“衣被几遍天下，而尤以吴阊为绣市”。[85]远距离大规模商品运输以苏州为起始地或转输地，以至于道光中期，从广州入口的外洋鸦片，“由海路运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或太仓、通州各路，而大分则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邻境之安徽、山东、浙江等处地方”。[86]至迟自乾隆初年到道光中期，东南地区商品流向一直以苏州为唯一枢纽，苏州无疑拥有独一无二的重要经济地位。

总而言之，明清时代，虽曰苏杭并列，但若进一步深究，不说苏州的人文盛于杭州，大型文化学术活动多在苏州举办，不说思想观念苏州导引杭州等地，也不说生活方式服饰装扮始自苏州效于杭州，单说苏州的经济总量、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苏州中心都市的地位实在杭州之上，殆无疑义。明清时代的苏州，毫无疑问是全国最为突出的赋税钱粮重地，在国家财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其重要的赋税财政地位，奠立在举世闻名的商品生产加工中心之上，有赖于源源不断的大规模商品流通输送，倚靠着高度发达的银钱金融体系。苏州，是上海兴起为全国最大都会之前最具盛名的经济中心和人文重地。

注释：

[1] (明)高启著，(清)金檀辑注，徐澄宇、沈北宗校点：《高青丘集》卷一《乐府·吴趋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2] (明)顾鼎臣著，蔡斌点校：《顾鼎臣集·顾文康公文草》卷二《恳乞天恩饬典宪拯民命以振举国大计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

[3] (明)杜宗桓：《上巡抚侍郎周忱书》，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赋中》，第17－18页。

[4] (明)侯先春：《民运事宜考》，万历《重修常州府志》卷六《钱谷志三·征输》，第54页。

[5]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7册《常镇·额赋》，《四部丛刊三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页。

[6] (清)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上·官兑官运略》，光绪二十三年刻本，第3页。

[7]乾隆《元和县志》卷一六《物产》，第10页。

[8] (清)沈树本：《城南棹歌》，咸丰《南浔镇志》卷二二《农桑二》，同治二年刻本，第26页。

[9]乾隆《元和县志》卷一○《风俗》，第7页。

[10] (清)许仲元著，范义臣标点：《三异笔谈》卷三《布利》，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范金民：《清代江南棉布字号探析》，《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1] (清)陶澍：《陶云汀先生奏疏》卷二二《苏省派办布匹逾额恳请酌减折子》，《陶澍全集》第2册，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86－91页。

[12]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13] (清)金埴撰，王湜华点校：《不下带编》卷四，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5页。

[14] (清)袁栋：《书隐丛说》卷一三“活字板”条，(清)王维德等撰，侯鹏点校：《林屋民风》(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712页。

[15] (明)王士性著，吕景琳点校：《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6页。

[16] (明)陆楫：《蒹葭堂稿》卷六《禁奢》，《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4册第640页。

[17]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纪风俗》，《笔记小说大观》第13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111页。

[18] (明)王世贞：《觚不觚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1041册第440页。

[19] (明)张岱撰，马兴荣点校：《陶庵梦忆》卷一“吴中绝技”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0－21页。

[20] (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卷下《珠玉第十八·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

[21]民国《吴县志》卷七九《杂纪二》，第29页。

[22]《高朴私鬻玉石案·杨魁折》，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史料旬刊》第19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1年版，第670－671页；《高朴私鬻玉石案·萨载寅著折》，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史料旬刊》第20期，第707－709页。

[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43册，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7－238页。

[24] (清)瑞长：《为呈请宽限事》(咸丰元年九月一日)，《内务府·来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441－5－50－2，第2464包。

[25] (清)纳兰常安：《宦游笔记》卷一八《江南三·匠役之巧》，台北广文书局影印本，1971年，第947－948页。

[26] (清)张若羲：《孙云球眼镜法序》，(清)陆肇域、(清)任兆麟编纂，张维明校补：《虎阜志》卷六《物产》，古吴轩出版社1995年版，第396页。

[27] (明)王锜撰，张德信点校：《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页。

[28] (清)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卷二一《诗后集十三·望江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37页。

[29]康熙《苏州府志》卷七八《人物·艺术传》，第1页。

[30]乾隆《元和县志》卷一○《风俗》，第4页。

[31]道光《苏州府志》卷一四九《杂志五》，第11页。

[32] (清)叶梦珠撰，来新夏点校：《阅世编》卷七《食货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158页。

[33] (清)钦善：《松问》，(清)贺长龄、(清)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二八《户政三》，中华书局影印本，1992年，第694页。

[34] (明)张瀚撰，萧国亮点校：《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5页。

[35]乾隆《吴江县志》卷五《物产》，第34页。

[36] (清)仲周需：《跋》，乾隆《盛湖志》，第1页。

[37]乾隆《盛湖志》卷上《分野》，第1页。

[38]《乾隆朝外洋通商案》，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史料旬刊》第12期，第427页。

[39]《乾隆二十四年英吉利通商案》，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史料旬刊》第5期，第158页。

[40] [朝]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六四《蜻蛉国志·艺文》，《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9年版，第162页。

[41] [朝]李尚迪：《恩诵堂集》续集文卷二《读蔫录》，《韩国文集丛刊》第312册，第242页。

[42] [日]中川忠英编著，力克、孙玄龄译：《清俗纪闻·序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页。

[43] (明)王象晋：《棉谱小序》，(明)王象晋纂辑，伊钦恒诠释：《群芳谱诠释》(增补订正)，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44] (清)尹会一：《敬陈农桑四务疏》，(清)贺长龄、(清)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三六《户政一一》，第891页。

[45] (明)王士性著，吕景琳点校：《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第96页。

[46] (明)归有光著，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卷二五《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83页。

[47] (清)王维德等撰，侯鹏点校：《林屋民风》卷七《民风四》，第151、307页。

[48] (明)李鼎：《李长卿集》卷一九《借箸篇·永利第六》，万历四十年刻本，第10页。

[49] (明)王世懋：《闽部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

[50] (明)杨循吉：《庐阳客记·物产》，《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影印本，1997年，史部第247册，第669页。

[51] (清)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一○《木棉吟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79、280页。

[52]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文献股：《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版，第689页。

[53] (清)褚华：《木棉谱》，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页。

[54] (清)蔡世远：《与浙江黄抚军请开禁书》，(清)贺长龄、(清)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四四《户政一九》，第1065页。

[55]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4页。

[56]嘉靖《吴邑志·五龙桥险要图说》，第3页。

[57] (清)袁景澜撰，甘兰经、吴琴校点：《吴郡岁华纪丽·吴俗讽喻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86页。

[58] (清)郑光祖：《一斑录》卷二《人事》，《海王邨古籍丛刊》本，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3页。

[59]参见光绪《松江府续志》卷五《风俗》，第15页。

[60] (清)诸联：《明斋小识》卷一二“洋钱”条，同治四年吴趋亦西斋刊本，第1页。

[61] (清)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四》“洋钱通用”条，《海王邨古籍丛刊》本，第12页。

[62] (清)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六》“洋钱”条，《海王邨古籍丛刊》本，第44页。

[63]乾隆《苏州府志》卷一一《田赋四》，第16页；同治《苏州府志》卷一七《田赋六》，第3页；嘉庆《松江府志》卷二八《田赋志·杂税》，第22页。

[64]《常熟县给帖勒石永禁借端衅扰典铺碑》(顺治十三年)，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页。

[65]《常熟县议典铺取息等事理碑》(康熙四十二年)，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188页。

[66] (清)陆世仪：《论钱币》，(清)贺长龄、(清)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五三《户政二七》，第1280页。

[67] (清)艾衲居士编：《豆棚闲话》第三则《朝奉郎挥金倡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8页。

[68]汪宗义、刘宣辑录：《清初京师商号会票》，《文献》，1985年第2期。

[69]《答阳居十采访沪市公司情形书》，《申报》，1884年1月12日，第3版。

[70]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资料》(增订本)下部第二编，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4页。

[71] (清)金端表辑：《刘河镇记略》卷五《盛衰》，道光三年稿本，第19、20页。

[72]参见范金民：《清代刘家港的豆船字号——〈太仓州取缔海埠以安海商碑〉所见》，《史林》，2007年第3期。

[73] (明)陆容撰，佚之点校：《菽园杂记》卷一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6页。

[74] [朝]崔溥：《漂海录》卷一，朴元熇校注：《崔溥漂海录校注》，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80页。

[75] (明)陆楫：《蒹葭堂稿》卷六《禁奢辨》，《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354册第640页。

[76] (清)沈德潜著，潘务正、李言编辑点校：《沈德潜诗文集·沈归愚诗文镐·文稿·杭州府图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89页。

[77] (清)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六》“名园感旧”条，《海王邨古籍丛刊》本，第16页。

[78] [朝]李德懋：《入燕记》下，[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57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版，第302页。

[79] (清)舒明阿：《序》，道光《浒墅关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80] (清)顾豹文：《北新榷关马公公廉实政碑记》，雍正《北新关志》卷一五《文词·碑记》，雍正九年刻本，第62页。

[81] (清)孙承泽著，王剑英点校：《春明梦余录》卷三五《户部一·钞关》，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592页。

[8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四年三月十八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本，2000年，第4册第105页。

[83]倪玉平：《清朝嘉道关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84] (清)纳兰常安：《宦游笔记》卷一八《江南三·南廒货物》，台北广文书局影印本，1971年，第950－951页。

[85]《吴阊钱江会馆碑记》(乾隆三十七年)，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19页。

[86]蒋廷黻编：《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道光朝)》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34页。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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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倍人生——戴锦华的电影课《统一与分裂》之后，葛剑雄又提供了哪种看懂中国史的方法？社会热点背后，要看透社会运作的逻辑文明的崩溃，为什么总是那么猝不及防？马勇：中华文明通史福柯、海德格尔、爱因斯坦，他们思考的话题，其实与你息息相关